我的文学梦  
字体设置:
作 者 : 叶丛 添加时间 : 2011-11-30 2:39:51

爱你爱得不容易

  常有朋友问:你是怎么喜欢文学的?

  和许多爱好者一样,对文学,最早只是一种感觉,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喜爱。

  在我小时候,知道中国最缺的有三样东西:粮、钱、书。书店里没有巴金、鲁迅、郁达夫,更不要说唐诗宋词。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我们,家家为孩子每个学期的学费无着而愁苦,课外书尤其是小说之类,一般是买不起的。我平生当过一次贼,是跟同学撬开学校图书室的窗户,爬进去偷一本叫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的书。正月里,跟着大人串亲戚,我最关心的不是中午的臊子面,而是亲戚家刷满炕墙的一张张旧报纸;在大姑家,我将大表哥在“文革”前读过的一捆课本翻了出来,躲在麦草垛背后看到天黑……
文学能使人忘掉外界的烦忧,也能使人的情感变得丰富而脆弱。文学往往使人成为“愤青”族——在别人享受童年欢乐的时候,自己却经常为看到、听到的不幸者、不平事所困扰、所煎熬。写作对我来讲,与其说是一种爱好,不如说是找到一种传达内心苦闷和宣泄积郁的方式。1972年,我13岁。当我想写东西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没有一支钢笔。

  当时的农村娃,不要说是钢笔——倘若拥有一支圆珠笔,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煤油灯是我的伴侣。有一次写东西因为离灯太近,竟将自己的帽沿燃着了,等娘发现的时候帽沿已烧成了月牙。一晚上,28页的作文本写得只剩下几页……文学就这样植入了我的生活和灵魂。

  在农村,如果没有一身蛮力,是最叫人瞧不起的。我的瘦弱成了父母的心病。初中没读完,家里早早地花钱给我订了婚。我和一个农村女娃在双方家长的眼皮下“遇面”了,见面的时候,那女娃头拧到一边,一劲咬着头巾边儿,脸红得像块布。所以到现在我想不起她的模样。

  二三月缺口粮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,我被脾气暴燥的父亲喝斥着推上自行车,驮着一百多斤苞谷为那女娃家送粮食。到其村口,我找不到她家的门,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,上前就问:老哥,某某家在哪达?他 愣了一下,说:跟我走。后来才知道那位被我唤作“老哥”的,就是差点成为我岳父的前辈。

  文学也耽误了我的大学梦。上高中时,老师在讲台上讲课,我在书桌里偷偷看小说,书被没收,名字被公布上墙。高二的时候,我开始投稿,我把退稿信钉起来,还做了一个封面:《自选集》。那时候十七八岁, 小说也敢写,戏也敢编,看了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一口气编成叙事诗《潘 冬子送盐》……最后当然是一篇也没发表。

  喜欢文学的人数理化往往一塌糊涂。也比较情绪化,容易走火入魔。连滚带爬刚刚读完高中,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——那正是1977年,拨乱反正,百废百废俱兴。高考来临的时候我连“不等式”是什么都没弄明白。我的一些文友很聪明,但是在高考时几乎全军覆没。很明显,是因为喜欢文学害的。所以在这个以高考为人材标准的社会里,文学是最能误人子弟的怪物。

  我上了复习班。连考了3年,1979年考上了师范院校——至少在村上成了新闻。因为那时候考上学不管大学中专,都是沙里澄金,凤毛麟 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”——第二年,还是由家里做主,把订的婚解除了。理由是“吃商品粮的娶个农村媳妇都痛苦”。遇到此事,女方往往会找到门前闹一闹,赎回点面子;男方自知理亏,挨顿骂,人财两空。而我找的那女娃她爸不但没有闹,还劝女儿:考了学他娃也是个呆子。眼睁睁把你爸叫哥呢!他娃想要咱咱也不跟他!

  我后来也听说,那女娃在生产队劳动,歇晌的时候别人又说又笑,她一个人坐在锨把上低头抹眼泪。

  这桩没有丁点感情的亲事一直纠结着我,也影响到我在后来的写作中更多地关注农村、关注小人物命运。尤其是听说那女娃坐在锨把上、低头抹眼泪的模样,像一幅画,在我心头挥之不去。

  我为此写过一个东西:《到现在没拉过你的手》。

痛苦是快乐之父

  在师范,学校办了一个刊物,是用毛笔连写带画搞在墙上的,叫《红烛》,我当主编。每次趴在墙上办《红烛》,别人站在一条凳子上写写画画,我个头低,得在上面再架一条凳子。实习的时候,全校学生都去各 县中小学站讲台,实习,我被校方留下来办《实习简报》。毕业时,厂里到学校招人,我自然被校方推荐。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宝鸡,第一次知道公共汽车还分2路6路,在赴宝鸡报到的路上我一直没能明白:我在学校一没门路二没关系,“凌云”于我更是两眼抹黑,我哪里来的运气分配到厂宣传科?后来才知道,这机会本来不是给我的,但校方的关系圈子里根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,而且凌云专门就要一个能写能画能办报的。《凌云》报一办就是30多年直到现在。文学梦耽误了我考大学,文学却也成全了我的事业和爱好。

  我第一篇小说是进厂以后写的,叫《现在还不是时候》,发表在《陕西工人报》上,那时候我23岁。发表第二篇小说时我24岁,小说的名字叫《门坎》,发表在1984年《宝鸡文学》上。从那时起,我用“叶丛”这个笔名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

  工作多年,感情上一直迟迟融入不了这个城市,行走在水泥路上一直不踏实。有那么一段时间,我甚至对“享受幸福”有一种负罪感。牵 我心、扯我肝的,不是房子票子位子面子孩子妻子,而是小时候经历的饥饿、挣拚与苦难。比如说跳舞,我不会,不但不学跳舞而且很排斥——甚至一看到男男女女在悠扬的乐曲和动感光束的刺激下勾肩搭背 跳舞,我的眼前却是父辈们在汗流浃背忙收麦、泥里水里掰包谷的场景,那种近乎荒唐的反差,我挥之不去。一度时期年年收麦都回老家,就想看一眼那块洒下自己汗水和泪水的土地,就想听一声叫着我的乳名的浓浓的乡音。

  从1984年到1992年,在厂宣传部工作期间,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,在《宝鸡文学》、《秦岭文学》、《陕西日报》、《陕西工人报》、《耕耘》、《当代青年》、《中国电子报》等全国数家报刊发表了五十多篇短篇小说、散文。1993年,中篇小说《奶子岭纪事》寄出,在《清明》杂志发表。编辑是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同志,给我写了一封信:这是一篇用散文写出来的小说,这是一幅关中风俗画……

  自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后,我就像给自己修了一架坡。这架坡充满了 荆棘,充满了挑战。

  后来,我在《炎黄》杂志发表了第二篇中篇小说《男旦》,《延河》发表了第三部中篇小说《残卷》。我有幸赴陕南参加小说创作笔会,与贾平凹、电视连续剧《水浒传》的总编剧杨争光、作家陈忠实等一起进行创作交 流。

  从1994 年起,由于忙于事务工作,很少有时间写中长篇,我被宝鸡日报《西部周末》聘为兼职编辑,一干就是10年。在此期间,我一共写了20多篇报告文学、100多篇散文随笔。

掬一把黄土

   一天,我突然接到门卫一个电话:宣传科吗?有姓叶的一份电报。“我们这里没有姓叶的。”我随口回答。刚挂掉电话,那门卫又打过来了:电报就是发给你们的,你们过来拿吧!我一下想到自己的笔名。“呵……对不起师傅!电报,可能是给我的……”
原来是《清明》杂志社编辑发来的电报,转告我《奶子岭记事》被 全国小说创作领军杂志《中篇小说选刊》选中,要我将简历和创作谈寄往该刊。时间是1993年6月。

  我的小说有幸被全国最有影响的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。《中篇小说选刊》是双月刊,每期只选9篇,每篇都附有作者介绍和创作谈。当时宝鸡市除了我在此刊发表过,还有一位就是知青出身的青年作家莫伸。

  简历对我好办。我本无什么“家珍”可列数,这几年一直在文坛上走碎步“带球”,“射门”每每不入,除了自身“球技”和功夫的原因, 还有“守门员”太高明了的缘故。我又能谈出些什么呢?作品一旦抛出去,如同抛去了作者的一肚子经纶,脑子里空荡荡的只等读者那边的反应了。《奶子岭记事》发表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,但这部中篇所写的人,所记的事,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,折磨着我。

  我的老家在扶风。那儿的民俗自古很浓,乡风自古拙朴,土质自古斑驳流失,黄尘飞扬,于是常常演绎出一些古怪的事端:有个女人难产,死在了夏天。活人都奔忙于割麦,顾不上埋她,便将她的后事“承包”给一伙平凉的麦客去料理。平凉的开穴与陕西不同,墓道开得太窄,发丧那天棺材夹在了墓道里,下不去上不来。麦客一傻眼,全跑了。按乡俗讲,这女人煞气硬,死得屈,要作道场的念经呢!龙口夺食的,谁有闲心给她去请经师?她男人上气了,在坟地里跳着骂:你个死×婆娘,活着给我没养后,到死还做精作怪,我看你还是欠打!于是招来精壮劳力,跳进墓道,一排人站在棺盖上,硬将她踏下去了……

  要说起来,还是这件事萌发了我写此中篇的念头,我们的农民昨天太苦了,我们农村的女人昨天太苦了。

  在文学圈子里,坦率讲,我可谓一个发育不全的弱者。先天性“营 养不良”,养成我不善扎堆赶浪、附庸风雅的秉性。胸无城府而踽踽独行。 玩深沉,玩“心跳”,我自愧弗如。如果谁要再搬几块西洋鉴找我“领教领教”,我注定要跳阳台了。好在心存悟性,喜欢一个人爬上田垄,解开衣扣听任呼呼的疾风吹着;喜欢从汩汩如诉的泥沙河里找问号琢磨个什么。磨彻思透了,悟出个张长李短,泾清渭浊。对这块土地我不敢说大 彻大悟。听以前流行的“西北风“歌曲,总觉得它们是用勺子在黄土地上“舀”,究竟有谁用一把二斤半镢头去挖了呢?掬一把黄土五味贯肠。 八百里秦川不光是埋泥人俑马的地方,这风水,这人文,足够你琢磨半生的呢!
  从公社化以后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的农村,可以说是一大段历史。我们这一茬人在成长过程中,有幸同步赶上了这段历史。这块土地上的7人,这些特定环境里的人和事,几乎每时每刻都绕在我的梦里。他(她)们不是新人,很陈旧,不可能代表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,而他(她)们的命运,他(她)们的苦乐悲欢,生生死死,善恶混沌,性爱易位,人妖颠倒,令人不堪回首。人与畜争食、为活人箍墓等等,可叹可悲。我曾眼见过附近村庄的苜蓿药死了一个老女人。中毒后的尸体被太阳一晒,农药味令人窒息,盯她的苍蝇也因此死伤无数,躺了一地……我不会写闹剧,更不会玩什么新招儿,只想比较真实地再现那个时候黄土儿女的生存现象而已。沉淀了的历史和盘托出,如果读者能司得一点什么,也算我没有枉为了。

  1996—1999年,陕西文坛出了几个大事:路遥、邹志安积劳成疾,相继离世;在宝鸡,我第一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李畅毅,以及青年诗人石墨、文友王晓瑜、赵麦岐英年早逝,三年之间倒下去了一连串文朋诗友,对大家的精神打击很大——文学真的是一项玩命的事业。

  几乎在同时,一些文坛上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灰头鼠脸,命运多舛。有些是自己太狂傲,作品与人品受到质疑;有些是摆不正自己位置,对政府爱发个牢骚,用文学给社会“疗伤”,磕了三个响头却放了一个响屁,惹得“方丈”很是反感。加上文艺界充斥媚俗之风、滥情败俗之气,文化市场不再那么干净,一时间,作家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受到很大的冲击。

  由于工作上的事务较杂,加上几位“先躯”的教训,我再不敢那样熬血了。之后,也写了一些应时之作和随笔,但是有十多年的时间,再也没有写过小说。
  文学,又一次把我推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。

  大家的批评和笔者的感受

  2006年8月,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、《延河》执行主编陈忠实来宝鸡,与文学界朋友见面。陈忠实跟我们交谈一毕,脸上的沟沟壑壑深得吓人。最后他以《文学依然神圣》为题发表了讲话。讲到最后,他显然来了气:“……宝鸡多了几个不大的官人,陕西文坛少了几个不小的作家!”

  说这番话的时候,他那张梯田一样的抬头纹被眉毛掀动着,刀子一样的眼睛瞥了我一眼。当时我脊背发凉,文学大家陈忠实毫不留情的批评,让我真正体会了一回“无地自容”的感觉!

  文学,对一个人来讲,一开始可能是一种梦,这个梦一旦做了,就很难醒过来,而且将伴随着你一生的生活,伴随着你一生的感情,一生的喜悦,一生的痛苦。到了成熟的年轮,文学,就不再是天真而又美好的梦了,就变成是一种信仰,一种追求。当现实现状与生存的压力相碰撞的时候,要么一梦到底,要么走出梦境,面对现实。我人生的兴趣爱 好什么时候从“书画诗酒花”改写为“油盐酱醋茶”的?想不起来了。只知道自己没能超凡脱俗走到底,辜负了前辈的期望。

所以我目前只有反思——


  ●作家,是不能靠吃老本生存的。三年五年,甚至于十年写不出一部作品,就没有创造力,就是自然淘汰。和运动员、演员一样,你不出场,坐冷板凳,你就“下课”了。开弓没有回头箭,上了写作这个道, 无疑于上了一条“贼船”:
正常人应该享受的,你不可以去享受,热播的电视剧不能天天看,你得看书“充电”。星期天,人家挖坑搓麻将、打球嗨歌,你得找理由婉拒,把自己关在家里当“宅男”、养成为一篇东西在客厅里打转转、晚上当“夜猫子”的恶习。
  ●写作真的不是一件很潇洒的事情。喜欢文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别人就经常揶揄我的作家朋友冯积岐:“我一见你就想大哭一场!”作家的脸永远没有演员和政客的脸那么圆润生动,对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的体味比常人更敏感,甚至在成功与成名之前,还要承受来自周围的不解、寂寞、奚落与打击。
  ●生活里,有的人能说会道,但他写不出来;有的人嘴笨,肚里有货道不出,但写出来的东西却非常棒。好多作家是这样,听他们课,鲜有惊人之语,但他能写出来。贾平凹来宝鸡讲课我听过几次。第一次是在原工人文化宫。当时窗户上都扒满了人。但听他的课却是很失望。声音很小,嘴很笨,木木呐呐。我有一个发现:不爱咋乎的人往往有内涵, 文笔流畅。因为他们的功夫往往不在嘴上,嘴巴笨只有在笔尖上下功夫; 爱咋乎的人往往很肤浅,功夫全用在了嘴上。不甘寂寞是我的心性。但 如何突破自己,写出新的作品,我没有找到一个切入点。
  三十多年里,尽管我苦苦地追求过,付出过,沉寂过,我对此无悔。 愧疚的是没能坚持到最后。
我一直认为,喜欢写作、爱好文学的人,这一辈子是浪漫而又痛苦 的。但是,无论遇到什么坎坷与逆境,你心中会充满对未来的美好信念, 也会在人生的长河里拥有众多的朋友,你的心态会永远年轻,你在工作 中就会永远充满激情!

本文共分为:第一页  


     
 
 
|网站地图|凌云邮箱|联系我们|
陕ICP备05005687号 Copyright © 2013 陕西凌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总部地址:陕西省宝鸡市峪泉路1号
日本无码视频 日本视频一区在线播放 日本黄大片免费播放器 日本高清视2018色视频